世界上最难的事，不是错过一次机会，也不是跌进一场风雨，而是明知前路茫然，还得硬着头皮走下去。李文彪应该很懂这种滋味。那年头，他想扎根日本，想着金山银山在前，于是痛痛快快把中国国籍一扔，结果等来的，却不是精明算计之后的安逸，而是一连串躲不过的尴尬和冷清。他以为彼岸会更亮堂，谁知道是接连不断的黑夜。
说起来，李文彪的故事，也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大起大落，反倒像一道拖着长长影子的斜阳。一转眼，他在日本晃了十四年，年近六旬，每天捧着一碗清汤鱼头，葱也省了，荤也省了，桌面只有点腌黄瓜。当年血气方刚，如今独自一人，日子过得清清冷冷。每当夜深人静，年事已高的母亲浮现在脑海，李文彪就止不住地红了眼眶。手头没钱，回国也没路，哪怕是母亲病重离世，连家门都靠不上。他叹口气，什么叫“有子如无”？大概就是这样吧。
李文彪老家在上海，小时候苦归苦，人还挺皮实，心思却不在这片老宅。三十好几时，他看南美风头正劲，跑去玻利维亚拧身份，鬼使神差有了个外国护照。后来为了追生意，拐到日本，搞了个13个月的短签，想着混个脸熟，哪怕回头再投老家官门，也许比在异乡苟且强点。哪曾想到，玻利维亚护照说扔就扔，重新申请中国国籍却难上加难，耗了一月，批文始终没影。
可现实比感伤还冷。签证眼见要到期，李文彪瞬间变成没人要的“无主之人”。玻利维亚回不去，中国门槛高，日本看都不看你。总以为地球这么大，总有容身之所，等真到无根之地，哪里都成了围墙。没有身份，没法打工纳税，医保想都别想，连开个存折都是梦一场。
他说，后悔有用？连悔都没地方悔——只能下了夜班，躲进横滨的唐人街，在安静的巷子里喘口气。唐人街其实好混，有各路异乡客，人情世故，打折打到骨头里。但李文彪心里总有怯意。怕巡警，怕同乡嫌自己“黑”，怕被问起家国，自己说起来也脸红。
日子久了，攒下点钱，好不容易开个中华推拿馆。他把“正宗中华”四个字往门口一贴，像守住最后一点骨血。自己早已被祖籍拒在门外，说中国话、做中餐、贴福字，都是留下点念想。李文彪后悔的心情，外人未必能明白。他自己喝多了，揉揉脖子想，人生这么长，悔在半路，也没几个人能拉一把。岁月过得慢，资格批下来更慢。他偶尔在门后打打太极，只是希望和普通人那样，隔三差五能收封家信、和邻居攀两句都好。
说到底，李文彪觉得，最亏不是钱没赚到，而是一个当儿子的，最后成了孑然一身。母亲病重那年，他想跑回去，想都想不到路。等审批缓下来，老母已入土为安。这种遗憾，天天晚上都钉在胸口——能洗净就怪了。
讲李文彪这样的日子，不只是个案。横滨那边，华人圈里有不少同命人。88岁的陈福坡就是老前辈了。他当年青春正盛，赶上了动乱年头，家里为了逃生求活计，先去了台湾，又一路漂到日本。最难时刻不止是离开家，更是后来心里“无所归属”。
70年代以后，局势翻了天。台湾和日本翻脸，中国关系归正。日本让在台侨民做选择，是认祖归宗，还是走向新国。陈福坡和他老婆踟蹰了半天，谁知一纠结，就意味着两头都放弃。有时候，人在异乡最怕的就是优柔寡断，脚踏两条船，最后连最底层的渔网都漏掉。
没人提醒他，那一纸放弃国籍，往后几十年都是麻烦。一家三口住在横滨中华街，开了小饭馆，日子过得紧巴还得防着警察查户。最闹心的还是孩子，女儿陈天玺才刚学会走路，办什么入学、保险、旅行证件，没有一样能顺利。连去趟台湾老家的心思都不敢多想，手续卡死。黑户这顶帽子，悄悄地扣在下一代头上，随便地图怎么翻，也找不到能落脚的地方。
十几年一晃而过，女儿能说一口漂亮日语，看上去跟普通日本人没两样，心底却总觉得少了点东西。蓝天再澄净，到了机场就是一道闸门。探亲的路卡在边检外，连一句“回家”都说不顺溜。父母不敢回头，孩子出不了门，三代人只得深呼吸，把委屈压在心底。
有时候我在想，这世间的“国”字，可能远没有我们平时想的那么牢靠。说是“身份”“护照”，其实多半时候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起落。陈天玺回忆起来，倒不是怪爹妈当年没眼力，她只是觉得，那一代人，有太多说不完的惆怅。赚钱固然好，可没有根，就像一船人在夜里飘——前后左右看不见哪头是岸。
横滨街头、异国旮旯，还有成百上千这样的脚步。光日本，官方估着也有一千五百“黑户”，实际远不止。大多数人都和李文彪、陈家这样——归不得，走不脱，儿孙都卷进困局。
我们常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可真把国籍撂一边，再有钱也是落不下心安。李文彪们踏出家门的那一刻，大概也是图个前路灿烂。可谁也没想到，世界再宽，也有被关在门外的时候。最苦的，其实不是父辈，而是那些“生来无根”的子女。
有时候晚上无事，我会琢磨：人这一辈子，到底图的是什么？钱可以挣，国可以换，可一旦放下家这一头——哪怕日子再红火，心里那点“归处”，还能找回来吗？你说，若是你，会怎么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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