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出国热”，天津女孩为出国嫁给日本农民，结局如何？
九十年代初，天津的黄莹站在街边，晚风很凉，路上全是穿着旧夹克的人。她背着包，里面还夹着单位刚发的不干胶工资条。前脚刚从离婚的阴影里挪开，后脚就赶上“出国热”的浪潮，她心里咯噔一下，像点着了火的麦秆。那会儿出国不容易，有点钱有点身份也难办成，普通人更别提。有些人通过黑市，走线东南亚，黄莹觉得不妥。她犹豫，转头看自家窗户的花色玻璃，反而更没底气。人生轨迹，可能就这么岔开了。她听有些基层公务员也琢磨着外面的世界。有人掰着手指算账在外打一月工，顶回家仨年。黄莹身边的朋友陆续走了，不等她多想，人手递来一张跨国婚介的小名片。半信半疑，她走进那家介绍所。灯泡有些发黄。中介一边给她倒茶，一边“山形县，日本，四十岁的男人，干农活。安心，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合同一沓纸，流程流程，全都安排妥当。黄莹犹豫，手心出汗。面前日本男人语速慢吞吞，只会努力用英文说几个单词。她连男人的具体职业、家庭背景、钱有没有、房在哪都搞不清。但日本是发达国家，会很差吗？黄莹咬咬牙，就认了这门婚事。
婚介效率极高，手续一下就跑完了。那年日元兑人民币的汇率还挺拉跨，50万日元换成人民币不到三万块。黄莹瞅着到账短信，又笑又紧张！她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想看见异国风景的念头，不知是哪年种下的。她妈在旁边劝了两句，声音低低的。黄莹没回头，预感像有人在背后轻踮了一下。
下飞机时，机场不热闹。丈夫的车，灰黑色，车尾的油箱口还贴着不干胶补丁。车点火，呲啦啦抖动，尾气比天津郊区冬天都呛人。黄莹一路心里打鼓，还安慰自己日本最差的地方也不至于这样吧？窗外的农田夹着低矮的房子，街道冷冷清清。丈夫不停擦汗，看起来并不富裕。等车停到一栋旧屋门口，黄莹一瞬间觉得，这日子大概不太妙。她走进门，院子旁蹲着个日本老太太，一言不发。黄莹行李都没放稳，屋子里全是陈旧的咸腥气息。
家里的一切都跟预想不沾边。婆婆紧盯着她，出奇地紧张。锅碗瓢盆都锁柜子里，电饭煲得婆婆亲自递。黄莹第一次煮饭，婆婆背后直愣愣地盯着，嘴角抽搐着。她低头忍着笑，心里发麻。这情景，真尴尬。丈夫每天下地，她也上手。小屋阴冷，衣服洗不干。她有时候瞥见婆婆望自己的眼神，仿佛时刻提防着她会卷包走人似的。黄莹第一次觉得，嫁人跟坐牢都没太大差别。可她明知没法靠自己回头。
回忆里，黄莹的日子并不算苦。天津的单位稳定，办公室的同事递茶都带着三分香气。可在这，劳动量一点不小。下田种地，回来还要收拾厨房，身上沾满粘泥。偶尔电话打回家，母亲那头熟悉的哽咽，她没说什么。母女都清楚，她回不去了。这对她来并不算什么新鲜。实际上，她很快学会习惯了麻木。
日子过了一年，日本丈夫逐渐表现出更多的戒心。家里柜子反锁，连充电插头都锁进抽屉。家电一律不上桌面。她一开始不懂，后来跟那几个同样嫁到山形的中国女人聊，才知道，全日本像她丈夫这样的人还不少。愿意娶外来媳妇的，多半不太吃香。四十还能单身，原因很现实，日本本地人嫌弃，性格还有不少问题。媳妇买来的，算是个“交易”。这听着刺耳，黄莹又苦笑。
日本农村没她想象得干净利落。冬天空气潮湿，夏天虫蚁乱飞。家里难见水果，丈夫一天能吃上半个苹果已算奢侈。有次丈夫分苹果，硬把一个切开三份，小心翼翼分给她和婆婆。她看着那块苹果，愣住。当年在天津，苹果按斤买，怎么着也是一口一个。她突然想回天津看哪怕走不掉。
她很不情愿地想着自己是不是后悔。事实上，刚开始根本没想过后路。她还真的试着联系国内的朋友，发现那条线早断了。全中国那几年嫁到日本的女人，不少家境不错，本身就不至于愁吃喝。律师，教师，公务员，不乏其人。谁都觉得外面世界好，谁又能想到现实泥里打滚。可事情糊里糊涂地就这样发生了，追悔似乎又晚了点。
有天晚上，邻居过来串门，中日混杂的对话夹杂着不流畅的日语和两个孩子的哭声，她突然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她打工赚钱，工厂里机械呜呜作响，拧螺丝的动作重复得单调，简直比写表格还凉。工资卡上多了几千日元，她咬牙省着用，想带儿子过来。丈夫不乐意。理由倒也不是太复杂，他希望黄莹自己生个混血孩。而事实上，黄莹几年都没怀上。终于去医院检查，一顿忙活之后，日本丈夫确定自己“后继无望”。大半夜里，黄莹窝在床上发呆，男人在炕头喝茶，说话时，黄莹一句没听进去。
几年后，她把儿子接了过来，让他学会用日文叫爸爸。有时候看着儿子走路的背影，黄莹总是忍不住问，自己做这个选择是否对？儿子的姓从此写进户口本。她交代儿子，不要跟同学讲自己是中国人，怕被歧视。孩子答应，却越来越沉默。黄莹没法回天津，只能把期望一遍遍放低。儿子习惯了麒麟便当，口音也带了点关西腔。可每次说起中国，还会飞快地眨眼。
日子就这么过去。黄莹学会了日语，混进了工厂女工群体，也认识了不少同乡。大家都吐槽，婚姻中介拿了钱早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止一个人私下里说后悔，也有的说其实在国内可能还混得更差一点。真真假假，搞不明白。有时候，黄莹又觉得，其实这些年也没有想象得那么糟糕。房子虽然破，但日本社会秩序好，没人乱来。她学会了做味噌汤，偶尔还能跑到小镇上散步。比起在天津的烦闷，她有时候反而觉得，这一地鸡毛也讨人喜欢。话又说回来了，要是那年没出国，现在肯定换了另一番光景。可哪有如果啊。
通过电视和网络，黄莹渐渐知道中国发展突飞猛进，新闻联播里大家买房买车，工资能抵得上在日本工厂的好几倍。她咬牙算着，要是留在天津，孩子在国内读书，朋友还都在没准现在能活得很自在。可转念又觉着，要是当时不选择出国，完了留在天津，日子也不见得能顺。她并没有哪一刻真的明确“后悔”，偶尔只是很想念小时候的家。
用官方最近的数据来截止2019年，日本在册中国籍配偶递增到了八万人，大多数人生活平平淡淡。有媒体专访了几十个嫁到山形和埼玉的中国女性，普遍表示嫁过去后一度不适应，绝大多数选择了留下。原因各不一样，有觉得习惯了现状，也有单纯因为要养家。几个村子，要是没有这些外来媳妇，甚至都要“消失”。黄莹的故事并非唯一。有人最后离婚，有人反复折腾几年，最终融入本地。
几十年过去了，黄莹没再回天津。她不愿和老家亲戚联系。有时想，自己是不是也变成了婆婆嘴里的那种人，固执，喜欢把门外的世界锁起来。也许是因为真正习惯了现状，哪怕回头也没人认识她，也没什么可留恋。她的生活在日本村落一天天堆积，鸡毛蒜皮填满了时间，她没精力往回想。偶尔夜里醒来，黄莹不自觉摸摸钱包，确认那点工资还在不在。她其实并不憎恨当初的决定，只是后来再也没有那么坚定。
她儿子从日本学校毕业，成了本地某小企业的职员，工资普通，生活也普通。和朋友聊天时，他说了，“日本还不错，但是天津，我不是很记得了……”黄莹偷听到，心里五味杂陈。好像人生走到这里，很多事情都变得无所谓。顺着风活着，谁都器重不到哪儿去。走错了一步，再翻回来，也没意义。有人说她后悔，有人觉得还好，也有人完全理解不了。
走过的每一段路，都有数不清的意外和无法预判的结果。黄莹也许后悔，也许不后悔。这种事，反正也讲不明白——生活最后就变成了别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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