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中国国籍改投日本，结果日本拒收中国不要，今成夹缝中的黑户
自作孽，不可活。大多数上海人都觉得自己的运气不算太差，但李文彪却亲手把自己的天主牌弄得稀碎，折腾得谁都看不懂。出生上海，大学毕业，有房，有根，照理说，这不是人生赢家吗？那为什么，他却最后竟然混成了没人要、哪都不收的“黑户”，连个身份证都没有？李文彪的起点，说白了就是那个年代好多家长心里的“出息孩子”：勒紧裤腰带让儿子上学，家里虽然算不上显赫，至少顿顿有饭吃，母亲操心，父亲不怎么见得着，家里气氛一向安静。和不少那个时代的孩子一样，李文彪小学、中学都还算自觉，母亲一边做家务，一边盯着他的作业，花了不少劲。上了大学，那是全家脸上都带光，邻居见了都主动点头，夸一句“李家有后”。
真要细说这人的性格，小时候就有些不安分。高考一结束，烟头踹地上一抖，“这年头，有本事就得出去闯。”旁人看他是想混出个人样，他却觉得上海这地方，光亮归光亮，不是自己打算久留的地方。也许父亲的缺席让他早早学会了靠自己，也许从母亲那儿多少学到点忍劲，但终究骨子里有种少年急躁。
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风刮得猛，外企一茬接一茬地涌来，工资、福利，说起来实在让人心动。毕业没两年，他就靠家里一点关系进了外企，刚上班就被领导看上，说派他出国镀金，直接许下不少好处。上海人懂得算计，旁人一听这活，赶紧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李文彪却不是只图升职那么简单，还琢磨着彻底改变命运。亲戚朋友在茶桌上都劝他：“你那国籍，还是留着吧，现在国内不差。”他偏不听，直接自愿放弃中国护照，跑去玻利维亚，图个万事皆新，心里暗自觉得——世界广阔，“老子敢赌一把”。
初到玻利维亚那会儿，他是真兴奋。人多，地广，天蓝得不得了。空气是新鲜，可现实不像风景那么漂亮。屋子陈旧，西班牙语听不懂，吃饭就靠随便抓点什么下肚，家乡的青菜也换成了干硬的土豆。他没料到，玻利维亚的经济和上海根本不是一个层次。金子倒是有，但都在极少数人手里，街头流浪汉和破楼比比皆是。就算混进外企，工资也并不比当年那张上海房产带来的安全感强多少，那份“漂洋过海”的新鲜几个月就被压力磨没了。
说生活艰难，不夸张，李文彪白天在办公室战战兢兢，晚上还得琢磨西班牙语。人说上海人灵巧，他偏偏栽在语言上。几次工作出纰漏，领导失望，同事冷淡，他居然真被炒了。剩下的只是一点积蓄，还跟着朋友学做点小生意，全是赔钱。有人问，为啥不回国。他嘴硬，说自己要打到好局为止，实际上是怕父母知道自己的狼狈，丢了人。日子过得苦闷，心情没谁知晓，他夜里照着窗外发呆，偶尔掏出母亲寄来的照片，摸一下，心却拧成一团。
后来，他又开始盘算，要不要“换个地方”。总觉得不是自己不行，是地方没选对。朋友喝酒间随口提起，日本那边经济好得很。他立马心动，拼了命凑钱申请了日本三个月的签证，拎着箱子就去了。到了东京，看着灯红酒绿，不禁心里冒起新的希望，这次总能成点事吧？
现实依然无情。日本人对外国人入籍要求高得离谱，他递材料人家不收，说你这居住时间太短，不行。邻居是老头老太，整栋楼安静得像家族祠堂。他只好靠打零工为生，积蓄眼见就要烧光。街头汉语广告常见，他却总觉得，每一个中国字都像是在提醒他——你好好回家吧。
正难熬时，母亲那边来电话，说她卧病在床。李文彪怔住了。年轻时憋着气想证明自己，这下却只想跑回那个小屋，吃一顿热饭。有些话未曾出口，有些感情平时嫌啰嗦，此刻才觉得无比珍贵。夜深时，他在狭小的日本出租屋里琢磨：是不是可以回去重新开始？
可这年头，国籍不是想加就加。他去查了手续，得知只有在别国都不要你的情况下才能申请恢复。他心一横，直接去办了玻利维亚的退籍手续，脑子里还想着“那上海房子还在，回来还能歇口气。”可事实几乎像开玩笑——中国那边说他不符合恢复国籍的条件。没了玻利维亚身份，没了中国户口，连日本长期居留都没有，就这样，他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黑户”。不是电影桥段，是活生生的失联人，谁都不收。
时候到了，李文彪的故事像散了一地的板凳，收拾不起来。他曾以为世界那么大，总能踩到命运的高点。他固执，不肯认输，也许是对故土的疏远，也许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他把一张好牌打得稀烂，生生地印证了那句老话——不是命不济，是人太倔。
最后，李文彪隐没在异国的巷子里。这一生有没有后悔过？没人知道。他曾咬牙挤过道旁的夜市，看年轻人在路口拍照，也许心里还会骂自己几句。可光阴走了，故乡的钥匙丢了，连名字都变得模糊。想想，这世上到底什么东西最容易失去？不是钱，也不是国籍，大概是那个可以安安心心喊一声“回家”的权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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