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我应得的，他没有多给我一分钱，而且该给我的他还不给我。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胜利，我胜利在哪了？对于一个这么热爱工作的，一个人打拼了18年，公平在哪了？”近日，在首例遭老板强奸认定工伤案中，受害女子崔丽丽的丈夫首次面对镜头发声，这番话语，满是无奈与愤懑，也将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再次拉回公众视野。
事情要从2023年9月22日说起，崔丽丽，这位在汽车销售行业深耕十余年、担任某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营销总监的职场女性，受公司指派前往杭州出差。在一场商务宴请后，她因醉酒失去意识，然而，等待她的竟是一场噩梦——被公司实控人、总经理王某性侵。
事发后，崔丽丽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与纠结之中。她想报警，可公司当时正处于评审关键期，再加上害怕被周围人指指点点以及担忧未来职业道路，她始终犹豫不决。这段时间，她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甚至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好在，丈夫成为了她坚实的后盾。在丈夫的鼓励与陪伴下，崔丽丽终于坚定了维权的决心。2023年10月10日，在丈夫的陪同下，她在杭州勇敢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检察院的审查，王某的犯罪事实最终得以证实。2024年4月2日，浙江杭州滨江区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强奸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四年，并赔偿崔丽丽在人民医院精神科就诊的诊费3000元。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024年4月18日，崔丽丽所在公司以其“未遵守请假制度、无故旷工”为由，将她强制开除。一边是身心遭受重创，一边是失去工作，崔丽丽的处境雪上加霜，但她没有选择屈服，而是决定继续为自己讨回公道，申请工伤认定。
工伤认定的过程充满坎坷。律师曾告诉她，工伤认定99%办不下来，因为目前没有一起因为醉酒后被性侵而认定工伤的案例，且《工伤保险条例》规定醉酒不能认定工伤。但崔丽丽没有放弃，她四处搜索类似案例，将打印好的资料交给工伤部门和人社中心。从杭州回天津后，她先后前往两家三甲医院精神科就诊，被诊断为焦虑症和抑郁症，可拿着诊断证明去人社中心认定工伤时却被拒绝，因为精神伤害的诊断证明必须由人社中心合作单位出具。无奈之下，她又前往安定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2024年12月3日，崔丽丽终于收到了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她所受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今年3月31日，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裁决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崔丽丽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各项费用共计113万元 。8月11日，崔丽丽通过社交平台称，涉事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提起上诉，意味着此前法院判决已生效，她成为中国首例获工伤认定的职场性侵案受害人。
在整个维权过程中，崔丽丽的丈夫始终不离不弃。他不仅陪伴妻子报警，还以代理人的身份参加相关刑事和民事诉讼。面对外界的一些争议，他表示，99.99%的人都会支持自己的爱人，“你媳妇受欺负了就要把她踹了可能吗？劝离婚的人说话不走大脑，当笑话在看”。在他看来，支持爱人是自己的分内之事，谈不上好与坏 。
这起案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崔丽丽个人的维权胜利，更在于它为职场性侵受害者维权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长期以来，职场性侵受害者往往面临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还可能因担心失去工作、遭受舆论压力等而选择沉默。而崔丽丽的勇敢站出，以及工伤认定的成功，让更多受害者看到了希望，也让企业和社会更加重视职场安全和员工权益保护。
这起案件引发我们的思考：企业该如何加强内部管理，防止类似悲剧的发生？社会又该如何为职场性侵受害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人的尊严和权利。只有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在安全、公正的环境中工作，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与进步。
内容来源于51吃瓜网友投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