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说二十年前吧，那会儿谁家能有个彩电、出国旅游，走亲戚还顺口提“洋货”，左邻右舍都能多羡慕几眼。有些人心里就坐不住了，觉得咱中国还是落后，老是拿外头那些发达国家和咱们比，文人也好，小老板也罢，不少纷纷琢磨怎么飘洋过海，去见见世面。李文彪，就是那种早早走在前面的人。老话说，站得高容易飘，对吧？他那年头刚赶上风口，在外企混得风生水起，人眼里是人生赢家，可是心里，却总像有个针扎着——老觉得外国的日子比家门口月亮还圆。
说起李文彪这人，出生在1952年的上海，不得不说命是硬的。家里头条件没得挑，他爸妈原本就是国营厂的技术骨干，那年月很多人都还拿着粮票在排队买米呢，人家家里已经开始琢磨周末去哪儿看电影。在李文彪还上小学那阵，隔壁家还在水泥地上打地铺，他们家却弄了个松木床，说是要保护孩子的脊椎——真会讲究。也难怪李文彪从小就有种“我不一样”的底气，俨然是别人家的孩子。
等到了高考那会儿，他自己都说没怎么努力，成绩就短跑一样冲进了重点学校。你琢磨，那时候上海要进重点中学，得是头脑清楚加点运气，他两样都有。大学也是一路顺，就像没什么坎，他爸妈还老开玩笑：“将来文彪要去做国家栋梁呢！”谁能想，后来他越过越好，干脆进了外资企业混管理层。当时外资公司在上海是香饽饽，一个月哪怕两千块工资，能把邻居都羡慕出病。李文彪呢，薪水翻了几番，还时常能去外头开会进修，见得世面比很多人都早。
说白了，李文彪年轻时是真没吃过苦，那些年社会上讲阶层，好多上海小伙都觉得自己有两把刷子。可是这外资企业的职位，却带给了李文彪一种特别的焦虑——感觉家门口过日子都太土了，出国才是正路。他邀朋友聚会，酒桌上老提国外福利怎么好，什么地铁快餐养老，大伙儿听着也眼馋，但多数还是会来句：“偌大的上海，难道还不够你折腾？”但你说人吧，越是顺的人，心里就越不容易安分。
其实那几年，改革开放刚挪开了门，外国书报、电视广告，这些稀罕东西一下子就进到上海小区里。李文彪手头宽裕，先买了彩电，然后又置了新房，家具窗帘都要摩登款，花得大手大脚，有点像现在小红书上晒生活的网红。可看多了“老外来中国都是赚大钱”的新闻，他也特别认同，觉得自己不该只做中国的成功者，要做世界的“上等人”。这心思在公司里跟外籍同事一对比，心里就更痒。
到头来，李文彪还是动了心。九十年代中期，他算是下定了决心——家产全出手，和家里老人拍桌子“断亲”，径直去了玻利维亚。其实玻利维亚听起来有点冷门，上海人大多喜欢去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可他觉得人少机会大，自己一定能混出彩。临走那晚，他妈偷偷在厨房里抹眼泪，亲戚来劝都没用。你要说，家庭的情分到底能不能抵住“外头的诱惑”，还真说不好。李文彪意气风发，甚至给父母留了字条：“等着我在国外发达起来。”老爷子气得扔了字条，妈默默把它叠到相册里夹着。
刚到玻利维亚，李文彪是风光的，带着一兜子人民币，在小城里租最好的房子，住得周围邻居都说中国人有钱。整个起居、吃穿，李文彪照着国内习惯来，可才过了半年，新鲜劲褪了，玻利维亚也开始“露出真面目”。比如说，白天太阳毒得下不了楼，晚上又治安堪忧，楼下警车每隔两天响一遍。语言方面也是灾难——他当年在公司用的都是简单工作英语，玻利维亚却满街西班牙话，求人办事都得咬舌头蹩脚地聊两句。李文彪本想自己能高人一等，没想到连买菜都让人看成“外来户”。
还有一件小事，身边中国同事悄悄跟我说过。李文彪当年想在玻利维亚开餐馆，可进货却发现猪肉比鸡蛋贵两倍，本地人又不喜欢中餐炒法，总嫌油烟太大。更逗的是，他请当地会计做帐，点错支票，把一周工资全转给了一家西班牙进出口公司。后面李文彪自己聊起这段事，语气里满是懊恼：“国外那点资本，根本经不起我这样折腾。”
再加上一点，饮食上始终不对味。你要说中国人饭碗离不开米饭和面，玻利维亚主食是玉米饼和豆泥。李文彪试了一个月，连胃都疼得直打嗝，最后只能自己掏钱在大超市找点大米，价格贵得跟上海同牌冷库的三倍。他开始想家，但嘴上又一副硬撑，“我出来就是想成为世界人。”
后面，李文彪索性换国籍，玻利维亚也乐得收这个能出钱消费的中国人。谁知，这一步反而让他掉进更大的坑。国内的亲戚听说他换了外籍，大多是既气又心冷，没几个人再给他寄信了。偶尔给家里打电话，他妈都不敢接，托老邻居转述：“你孩子在国外，现在好么？”其实这场面，现在在法国、美国的移民群体里多见——你混得好时，家里羡慕你，但日子一难，谁都怕你回国后拖累。
李文彪原本想着玻利维亚实在不靠谱，干脆赌一把去日本。那阵子日本楼市火爆，投资移民遍地开花，他在上海的前同事还给他寄来一本“日本移民生活指南”，里面写着什么“东京地铁准时不过一秒”、“马路干净得能吃饭”。李文彪兴冲冲飞去东京，花了大价钱走中介，可真到日本，他才发现签证有猫腻——必须有稳定收入和工作单位，玻利维亚国籍只限短期旅游。他还为这事找律师，递交材料被日本移民厅直接怼了回来。
这一转，他成了“黑户”。玻利维亚原本答应给他留身份，后来又因他长期不回国，在当地没产业，一纸通告取消了国籍。日本这头，也没人搭理他。李文彪彻底留在了一个灰色地带：母国没了身份，新国无处落脚。他住在东京华人区，一间租房，一天三顿吃的是自己煮的方便面，晚上去按摩店给人做下力气活，每月勉强糊口。最冷的时候，东京下雪，房东收取天价暖气费，他抱着两层棉被脚底生冰疮，给我打电话只说：“在国外没有国籍，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最心酸的莫过于家事。2010年，李文彪母亲过世，邻居去世前一天才接到电话让李文彪赶快回来。可没了中国身份，连临终见妈一面都办不了。他跑中国使馆，哭着求工作人员，最后还是被拒。他把电话挂了，跪了半宿。那会儿，无数在外的华侨都有过这样的困境：外面的世界虽好，但要是失了根，连家门口的一碗汤都变得遥不可及。
后来，时过境迁，中国经济节节攀升。2011年，李文彪靠着人情关系，终于拿到日本长期居留许可。回国是千难万难，但他还是坐飞机回了上海。那年上海虹桥机场比他当年离开时更加繁华，市中心的高楼已快赶上东京，他自己却像个灰尘一样。慢慢的，他才明白，钱可以花，国籍可以弃，但父母的守望和家门前那碗稀饭，是国外任何福利都换不来的。
有时候聊起李文彪，有人摇头：“这人傻吧？”但再想想，每个人年轻时都会有自己的执念。时代变化太快，也许不怪他。只是那些空谈外头月亮圆的人，或许还是少点自信，多点回头看看身边吧——毕竟你在国内可以是主人，在国外只能做客。李文彪这事，想说一声警醒，可更多的话，却只能留给饭桌上闲聊时去琢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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