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中国国籍改投日本，结果日本拒收中国不要，今成夹缝中的黑户

SilasBathu · 3 天前

“早知道这样，当时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中国籍……”

人一旦开口讲出后悔，声音总带着点颤，李文彬也是一样。镜头前的他，眼圈发红，嘴里念叨着回不去的家，说到底，全是自己十多年前那次咬牙做下的决定。可现如今，他想再回到当初那个熟悉的户籍本上，已经难比登天。讲到这儿，谁都得问一句，他走到今天这步，图的到底是啥？
话说回来，李文彪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没见过改革开放的风头，家却算得上那片弄堂的“硬气砖头户”，两层楼的小房虽然旧，家里却张罗得比谁都体面。屋檐下挂着风干的腊肠，角落里的红木椅子总是擦得锃亮。最有派头的，还属他的父亲，精于规矩、操着一口苏式普通话，每逢周末还要给孩子摆盘马蹄酥、烤大列巴这些稀罕吃食。李文彪从小到大都沐浴在这种“洋气”氛围里，身边总有人拿着英汉词典练口音，或是郑重其事地讨论哪个西洋国学进步了。

到了七十年代末，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李文彪的父母见多识广，早早就请了“外教”给他补外语——可别小看那股劲儿，邻居们提起李家儿子，都说他是喝着牛奶、背着单词长大的——不但考上了全市数得上的重点，还顺风顺水进了沪上的老牌大学。那会儿他进了中学，校门口还没啥车，走在路上能跟老师请教两句莎士比亚，谁不觉得稀罕？
大学毕业后，他顺理成章进了一家欧洲大企业——不是那种敲算盘的小厂子，而是有空调、有升降机的大写字楼。那儿的午餐永远有个洋味儿，大家背地里都学着用刀叉，茶歇聊着巴黎时尚，还鼓励开员工沙龙，交换“国际见闻”。有回他身边来了个瑞典同事，送他一本关于北极光的画册。看着画册上雪白的极地村庄，李文彪心头一热，觉得大城市外边，世界可能真是另一样颜色。

时间一晃，李文彪成了外企里的“红人”，出入都穿得体体面面。同事们开始谈论出国见世面，每次外部会议，都要拉他参加。他自己也渐渐觉得，“外面的世界可能真能给我更多可能性”。那会儿有同事带回一台新出的微型录音笔，小巧得像包火柴，看得李文彪直咂嘴。就这样，国外的繁华逐渐在他心底发了芽。
但说起改变命运的转折，其实不在大公司，而是在九十年代初，一次意外的机遇找上门。那年意大利商会在上海搞活动，缺翻译，李文彪顶了上去。结果在自助晚宴上，他和意方代表聊了“小提琴与中国竹笛的共同点”，还特地说了几句托斯卡纳方言。人家笑着送他一瓶酒，说“你要想来罗马，随时欢迎”。这点“小得意”，彻底点燃了他的“世界情结”。

回头来看，父母其实早有预感，总是反复叮嘱“闯荡归闯荡，人不能随便脱根”。可那时候的李文彪怎么听得进？他觉得中国再热闹，总比不上外面动人。最终是朋友带他去拜访了一位已经定居加拿大的老上海，杯盏交错间，李文彪竟萌生了移民的念头。仅过了半年，他就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两箱行李、一张国外的工签信，干脆利落地奔赴他理想的“新国度”。
李文彪选的不是加拿大，也不是美国，而是更远的西欧——比利时。刚到布鲁塞尔那会儿，什么都新鲜，满城的地铁站广告、三语通告、咖啡馆门前的鸽子。他在华人餐馆洗碗，只为练口语，顺便存点票子换欧元。可现实和想象差了不止一点。房租贵得离谱，连寄信都得精打细算。最难熬的，是孤独。每逢新年到了，他在宿舍楼梯间划火柴点烟，耳机里单曲循环着邓丽君。打工可不比当年外企，手上洗出了一层死皮，尾指上冻烂的伤口总是化脓。

人生最“意气风发”的一回，是帮着中餐馆和比利时银行办贷款，谈判那天，他穿了唯一的西装，故作自信地说着蹩脚法语。对方嘟囔半天，要他第二天补资料。李文彪出门的时候，天正下雨，他冒着水汽抬头，眼角却有点酸。他开始怀疑，外面的光鲜究竟有几分适合自己。
熬了三四年，比利时的生活依然难以站稳脚跟，每次汇款回上海，邮局的柜姐总好心劝他，“要再考虑考虑吗？”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老同乡说，“日本现在缺人，签证好办，华侨圈子大。”李文彪没多想，把攒好的钱折成人民币和日元，跟着走了。

他第一次去东京，是阴天。繁华是繁华，但租房子跟买彩票一样难。那会儿，他为了积累工作证明，在公路附近的食品厂搬箱子。那地方一到深夜冷得渗人，他穿着捡来的军大衣，工友们全是外来人，嘴里夹着日语和东北话。没钱的时候，就在自动贩卖机买杯热咖啡，捧着手心取暖。
不顺当然也有。试着申请日本国籍那阵子，李文彪忙得焦头烂额，材料总被挑毛病。日语考试连交卷名都写错，结果理所当然没过，他只能低着头给亲友去电话，说自己“人生在他国就成这样”。有时候过马路，看到日本小孩跟父母去游乐园，他也会想起上海家门口骑自行车的日子，离家越久，越晓得自己是不是“走远了”。

日子有一回真让他喘不过气，大概是搬货不小心背部拉伤，本想休息两天，结果黑工老板骂他“不合群”。无处可去，他连夜辗转几家黑户寄居的地下室。后来有朋友被查到身份，警察半夜抄家，他只能拖着伤腿死命跑。裸露的风口吹得他嘴唇开裂，深夜窝在便利店旁边的停车场凑合一宿。
一晃到了2005年，国内的政策早变天。上海老家的朋友说，“你当年要是没退户口，现在福利多着呢！”李文彪没吭声，心里有数。偏偏就在他最难的时候，一封国内的平信，飘洋过海到了东京，是父亲写的，说母亲身体一天比一天糟。那天他在盘算到底该不该厚着脸皮去大使馆碰碰运气。

可摊开那递交了一遍又一遍的临时回国申请单，冷冰冰的答复早已摆明：“你已经是外国人了。”他在中国大使馆门口站了整整三小时，东张西望，无人理会，正月里的风把他的外套吹得贴在身上，像是把人彻底“剥”回现实。好在最后老乡帮他凑齐了担保，才算走了走后门，赶回了上海。
回家见到母亲时，李文彪哭得说不出话。病房里他看到熟悉的老相框，照片里的少年意气风发。如今，人已中年，两鬓斑白。母亲拉着他的手，眼里都是疼惜和感慨。种种恩怨和辛苦，一瞬间全都不重要了。

后来，李文彪常在自家弄堂口坐着，一边晒太阳一边看孩子们掷沙包，偶尔有人问起过往，他就拎起当年洗碟子的老手套，轻声说：“漂得再远，也是要回来的。”大家听了，倒也没人再追问——李文彪脸上的累，仿佛是两代人走南闯北都走出来的那种。
外面天地再阔，有些人和事啊，其实最牵挂的还是那口炖排骨的老汤锅、还有小时候窗外的桂花香。至于他究竟有多悔？谁又敢说得明白。世上的路多的是，绕来绕去，其实归途总是最难。

这人生起伏、得失、回头的悔恨，也就写在这些年他晒太阳的影子里了。

内容来源于51吃瓜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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